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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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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毅: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上)

今年是我国着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又注意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的追踪和把握;既注重对历史的宏观概括,又不放过对重要史料的细心考证。对年轻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一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约六十年治学、从教的经历中,先生为推动我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斐然。在此,借庆祝先生华诞之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中获得有益的教益和启迪。
一、走向成熟的历程
齐世荣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很小的时候来到北京。他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祖国处在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先生当时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而由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的学校,从而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先生在燕京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先生。这些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各有专精的研究,又有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共同特点。这些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加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中西贯通的学风,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也是他以后在教学和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说,齐先生在学习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那么,在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他又进一步拓展了业务领域,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见识力,从而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学生涯是从中学开始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教高三年级的世界史和政治课,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并于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使他切实地接触到普通中学的教学实际,并在广阔范围内学习和钻研世界史问题。和今天有些青年轻视中学教学不同,先生十分珍视并怀念这段时光。事实上,中外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中学教学的可贵经历,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学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齐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干就是50多年。这期间,先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史学方法几门课程的教学,同时在整个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并做出新的贡献。
从1954年至今50多年时间,齐先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一阶段。齐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教学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学生欢迎,听过他讲课的老学生至今犹称道不已。齐先生一面教学,一面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双肩挑”的干部。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基本做到了“两不误”,甚至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在1958年—1959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作为值得称道,但在当时却属于走“白专道路”的性质。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高等学校也是一派热火朝天。齐先生在历史系总支书记的岗位上,坚决抵制了只讲去工厂农村劳动、不要课堂教学的错误倾向,对成天忙于“人人做诗”、“大搞卫生”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的运动表示强烈不满,结果作为学校反对大跃进的重点人物而遭到批判。这一方面说明先生际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见识的敏锐以及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态度。1959年受处分以后,齐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与戚国淦教授等5人合译了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所着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实属难能可贵。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齐先生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30年,是先生焕发学术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图的30年。先生的见识和才华在这可贵的30年里得到充分发挥,他对世界史学科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
1978年,我国即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先生此时从讲师直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任命为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和教育理念实际应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过,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紧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原始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编撰上,经过多年努力,从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二册。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与他的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必须既掌握理论,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结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理论的钻研和对史料、特别是新材料的搜寻是如此的执着,实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先后担任了若干社会兼职,除前面提到的系主任、校长等行政职务,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先生运用自己的学识,也利用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尽职尽力地工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为开拓者和带头人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唯物史观,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
齐世荣先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须首先打好这个重要的基础。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会写出真正有创见的文章。他指出,现在有些青年对理论重视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帮”歪曲历史,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糟蹋了,名声弄坏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错误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问能超过它。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指出,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史学家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的。他举例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1](p.27) 美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也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2](pp.14—15)
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着,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后两本, 恩格斯曾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撰写现代史的。
齐先生不仅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创立的学说,同时强调重视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观点的研究。他曾提到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卢森堡与列宁发生过几次分歧与争执,但总的说来,列宁认为卢森堡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卢森堡的评价发生了突变,这是因为卢森堡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实际上是对30年代苏联出现的对斯大林“造神运动”的否定。齐先生指出:“苏联解体后,我们总结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回过头来再看卢森堡的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p.432—433)
齐先生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发展的学说,并主张参与这种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今后仍然需要继续发展,这不仅是政治家的事,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434) 与此同时,他批驳了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说:“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
齐先生认为,应当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原理,认为“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他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着重强调研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是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比政治的影响还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条约举世瞩目,当时看起来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飞烟灭’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英国首相张伯伦吹嘘它将带来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转过年来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毁了。“因此,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相当困难,意识形态不像政治、经济事实那样具体,它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确实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难用量化的材料来说明。这就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3](“〈20世纪文化〉序”,pp.448—449) 总之,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时应当把经济、社会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齐先生自己在研究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时,既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更着眼于苏联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齐先生在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时有个显着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十分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张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谈到“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紧接着就指出,中国“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指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包含有“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的卓越见识”;同时还指出,在班固所着《汉书》和杜佑所着《通典》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经济思想[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p.452—453)。
齐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重视历史材料的扎实可靠。历史无法再现,只能通过史料来研究,因此必须从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分析着手。在中国研究外国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那时外文资料还很缺乏,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先生所写的几篇有关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也有材料丰富的优点。当时齐先生遍寻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仍感不足时就想方设法托人在国外复印。有了丰富的材料,还需作进一步的鉴别、归纳、分析等工作,为此考据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几十年来时而重理论、轻考据,时而重考据、轻理论,特别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时有“硬伤”的缺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理论与考据的关系[3](“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齐先生说,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扎实、准确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马克思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5](p.165)
三、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在齐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齐先生从50年代至今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了若干套有影响的通史、教材和资料文献集,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专着,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此同时,在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也作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处着重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特征和重大意义作深入探讨
首先,明确界定了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于这一点达成共识较早。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吴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个看法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很有启发性。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指出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他在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的“前言”中指出:“世界历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编写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克拉克就曾说过,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的主编莫瓦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① 针对此点,齐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7] 齐先生的论述得到许多世界现代史同行的赞同,一批综合性的世界现代史着作、教材在我国陆续出版,这些着作力求使20世纪发生的纷纭复杂的各种事件统一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现代历史本质运动上做了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评价了世界现代史的社会功能。齐先生认为,研究世界现代史有重大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特别是距今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国,在同外国交往时,在向外国借鉴时,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为中用”。例如,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还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现代化的全部历史,研究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当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能因为今天苏联解体了,就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当然,它的解体,说明有很大的失误。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现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现代史,可以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钥匙。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第2卷,p.23)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齐先生指出,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现在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贯穿古今的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从原始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毕竟是在前进的,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看来似乎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历史,就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程度,增强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p.340)
第三,辩证地分析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齐先生认为,研究现代史,包括世界现代史,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有有利条件,看不到有利条件也是不对的。他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研究世界现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这既是有利条件,也是不利条件。过去人们总以为研究现代史看不到原始资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今天有档案可以利用。许多国家的档案保密期限都趋向于缩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国的档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文件汇编以及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总之,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学家望而生畏的地步。仅同盟国在1945年掳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档案就有400吨之重!面对如此丰富的史料,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办不到的。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那么出路何在呢?关键在于史学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具有从史料库中选择最有价值部分的能力。
其二,由于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或个人的荣辱利害,难以做到公正客观。这是撰写现代史的不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优势。现代史作者对时代精神、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体会,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写出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许多伟大的历史着作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现代史。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任军事参谋,写了《奇怪的失败》一书,至今被认为是对法国的失败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时的现代史。
其三,现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不久,史家距论述的时代太近,因而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恩格斯特别指出,现代史学家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的种种变化不可能在当时就得到充分的材料,从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说:“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他以马克思所着《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由于马克思运用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法国历史,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齐先生引用恩格斯关于现代史的精辟论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现代史的人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并掌握大量史料,这样就能克服困难,不因有不利条件而缩手缩脚。先生认为,其实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写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历史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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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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